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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5月14日，云南省长和志强在视察云南省瑞丽市时，接见并和瑞丽市公安局局长孙建东、刘江南、高树国、孙家辉等干警合影留念，以示嘉奖和慰问。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像瑞丽这样的县级市多达成百上千个，而至今为止享此特殊荣誉的却只有瑞丽警方。因为瑞丽警方侦破了一起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旅馆杀人抢劫案，抓获了一名在8个省、市、自治区作案26起杀死25人，其血腥罪行超过1983年闻名全国的“二王”的独行多面杀人恶魔。

  1993年2月8日上午9点钟，云南省保山市客运站饭店的服务员张某象往常一样，走上三楼开始打扫房间。当她来到305房间时，照例先习惯性地叩门数下，并轻声询问：“有人吗？”房间内毫无反应，张某便用钥匙打开房门。

  房门刚被推开一条缝的时候，张某就觉得有一股血腥气扑面而来！她推开房门，定睛往里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靠外侧墙壁的那张床上，仰面朝天躺着一具尸体，淌在地板上的一大滩鲜血，已经凝固了！

  “啊！！”张某发出一声磔磔刺耳的尖叫，引来了饭店的其他服务员和几名旅客。

  “保护现场！”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旅客拦住了想进门去看个究竟的好奇者，“快打电话报案！”

  报案电话打到保山市东门派出所，接电话的是派出所所长何光勤。当时，何所长绝对没想到这起凶杀案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旅馆系列杀人抢劫案件的“序幕”。但是，即便只杀死一个人的凶杀案也是特别重大案件，何光勤立刻一面向保山市公安局报告，一面下命令所里在家的外勤警员全体出动，赶赴现场。

  何光勤一行几乎是和市公安局刑警同时赶到客运站饭店的。刑警立刻投入现场勘查，发现死者是在熟睡中被人用尖锐利器（估计是匕首）刺中心脏而殒命的；现场门窗完好，桌椅齐整，没有搏斗的痕迹。

  死者贴身携带的简单日常生活用品俱在，但是，身份证及身上的钱钞已经不翼而飞。因此，警方初步确定此案系杀人抢劫案件。

  经查，死者马天强系云南省腾冲县上营乡大好坪村人，52岁，系经营小百货的个体户，案发前一天即1993年2月7日携带大约2万元钱前来保山市进货。

  这样，案发当晚和死者同住一个房间的旅客理所当然地成为这起案件的嫌疑人。据饭店服务台出示的登记本表明，那天晚上和马天强同住在305房间的旅客名叫霍庆贵，系保山市西邑乡大湾村人。霍庆贵是2月6日下午住进客运站饭店的，2月8日早上7时离开。他离开时，还用马天强的身份证退走了押金。

  刑警稍稍松了一口气：嫌疑人有名有姓有地址，这个案子看起来查起来难度不会很大。

  刑警迅速出动，直扑保山市西邑乡大湾村，一问，该村确有霍庆贵其人。于是刑警踏进了霍家，24岁的霍庆贵正在家里和人打扑克牌，见有警察找他，大为惊奇，不等刑警发问他倒先开口了：

  霍庆贵说他在1992年11月上旬和未婚妻去保山市“红光照相馆”拍结婚照时，放在中山装上衣口袋里的身份证和几十元钱都被扒手偷走了。

  刑警这时意识到这个案件似乎不那么简单了。经向霍庆贵的未婚妻调查，霍庆贵所言身份证失窃一事属实。霍庆贵的未婚妻还告诉刑警，当时在照相馆发现身份证和钱被扒窃时，照相馆的一位营业员还说她看见小偷下手的，因怕小偷报复而不敢吭声。

  刑警又向大湾村的村干部了解，他们也为霍庆贵作证说他2月6日、7日确实未出过本村。

  但是，霍庆贵其人是本案的一条线索，警方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保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举行案情分析会，认为仍需进一步调查霍庆贵；不能光凭村干部的证词就将其的作案嫌疑排除。

  刑警去客运站饭店，请2月6日接待霍庆贵住店的服务员回忆霍庆贵的外貌、体态等情况。但是，服务员因为接待的旅客多，已经回忆不起住店的霍庆贵是怎样一个人了。刑警翻阅“旅客登记本”，发现2月6日晚上霍庆贵所住的305房间里还住过一个旅客——四川省渡口市的梁新贵。梁新贵和霍庆贵在同一房间住过一夜，总应该记得霍庆贵的？刑警于是决定北上去四川找梁新贵了解情况。

  刑警在四川渡口市找到了梁新贵，一问，他果然记得霍庆贵的情况。梁新贵向刑警介绍：霍庆贵身高1.70米左右，背微驼，瘦长脸，肤色较黑，鼻子大而高，眉骨、眼部均凸出；身穿黑色西装，足蹬黑色皮鞋，带着一个黑色皮包，说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据霍庆贵对梁新贵说，他是个体户，已经赚了几十万元钱，这次是进城来讨债的。

  梁新贵所介绍的嫌疑人的外形与霍庆贵似乎很相似。刑警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知道目击者叙述嫌疑人特征往往有出入，同样一个人，在不同人的眼里、口里会出现不同的特征，因此，最可靠的办法是当面辨认。于是，刑警请梁新贵去一趟保山，当面辨认霍庆贵。

  梁新贵积极予以合作，当即随刑警一起去保山市。警方按照法律规定的办案程序，安排梁新贵对霍庆贵进行了秘密辨认，梁称此人不是住店的“黑衣人”。

  保山警方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经过缜密的分析，刑警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霍庆贵的身份证是被小偷扒窃的，为何不去找那个小偷，找到了小偷，就能知道霍庆贵的身份证是如何到“黑衣人”手里的了。

  刑警于是去“红光照相馆”，找到了当时目击小偷扒窃霍庆贵身份证的女营业员小张。据小张回忆，那个小偷是个二十四五岁的男青年，矮个子，小脑袋，一只眼睛的眼皮上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疤痕，这个小偷她以前似乎见到过。

  刑警分析了上面讲述的情况，认为小偷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保山当地人。于是，刑警调集了本市犯有扒窃前科或者虽未失风落网但却已进入警方视线榜上有名的小偷的所有资料，一查，注意力集中到住在川江路的宋建中身上。宋建中，二十六岁，原是建筑公司电工，1989年因扒窃而被捕，送劳动教养三年。去年劳教期满回来后，靠做临时工谋生。据街道干部反映，宋建中的生活过得很滋润，远非临时工收入所能达到的，警方判断其显然有重操旧业之嫌。

  市局刑侦大队一位领导拍板：“请女营业员张某秘密辨认，如果宋建中确是扒窃霍庆贵的小偷，寻机抓起来突审！”

  当天晚上，刑警获知宋建中在“欢欢舞厅”跳舞，便把照相馆女营业员张某带去，请她在几十名舞客中辨认曾经见到过的小偷。张某的眼光还不赖，辨认了一会竟真的指认了宋建中：“就是他！”

  这样的辨认应该说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但是，警方还不能动手抓人。因为“捉贼须捉赃”，逮扒窈犯必须在其作案时当场抓获才认帐，这就是那位刑侦大队头头所说的“寻机”。于是，警方安排两名富有反扒窃经验的刑警身穿便衣跟踪宋建中。

  那两位刑警整整盯了三天，到第三天中午，当宋建中在百货大楼羊毛衫柜台前把手伸进一个女顾客的挎包时，手腕突然被人攥住。这小子一愣之后，还想获得解脱，虚张声势嚷道：“干么？干么？”

  刑警三天下来大为疲倦，好不容易达成目标，哪肯和他费口舌，掏出手铐扣上去：“我是干这个的！走吧！”

  宋建中被押到市公安局后，办“2.7凶杀案”的刑警立刻对他进行审讯，不问别的，单问去年11月上旬在“红光照相馆”扒窃身份证之事。

  刑警摊牌：“你扒窃的那张身份证，被发现和最近发生的一起杀人抢劫案有关。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什么，想必你也知道！”

  宋建中听了，马上大叫“这和我没关系”，随后就作了交代。但是，他的交代熄灭了刑警的希望之火——

  去年11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宋建中在保山市“大新商场”作案，他把一个穿黑色西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三十来岁的男子定为目标，乘对方的注意力集中在柜台里的商品上时，挨拢上去，把两根手指头伸进了对方的衣兜。但是，宋建中失算了，他的手指还没触摸到啥东西时，已经被那人用一只孔武有力的大手隔着衣服牢牢抓住了！

  两人来到商场一角，“黑衣人”说：“听着，我不打算难为你，但你必须给我办一件事……”

  “你给我去搞一张身份证来，年龄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面容接近于我。3天后的下午2点钟，在这里见面，交货！”

  三天后，宋建中去约定的地方，把他所窃得的三张身份证交给“黑衣人”。“黑衣人”给了他20元钱后，扬长而去。从此，宋建中再也未见到过这个“黑衣人”。

  宋建中的交代，如果说起了一点作用的话，那就是证实了梁新贵所同室而居的与宋建中所描述的“黑衣人”的外貌特征十分相似。这，似乎可以算作一条线索。但在此刻，这条线索对侦破案件起不到任何作用。

  第二起杀人抢劫案，发生在保山市东门联营旅社304房间。4月13日上午，当该旅社的一位服务员打扫房间而用钥匙开启304房间的房门时，遇到了与2月8日客运站饭店服务员在该饭店305室一模一样的情景。大受震惊的刑警火速赶往现场，勘查现场时，发现304房间中发生的一切情况就如同“2.7杀人抢劫案”的翻版，甚至死者挨刀的位置也仅与马天强相差1厘米。

  死者不姓马，而姓姚，名光华；死者不是腾冲县人，而是瑞丽市人；死者被劫去的钱钞不是2万元，而是3500元；死者不是52岁的中年人，而是26岁的青年。

  案犯的驾轻就熟也是刑警的驾轻就熟。刑警按照“2.7杀人抢劫案”的侦查模式开展侦查，很快就从饭店服务员口中得知和死者姚光华同居一室的旅客是一个“黑衣人”，其特征和警方已访查的那位“仁兄”一模一样。当然，刑警也从旅社的“旅客登记本”上抄下了“黑衣人”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在这家旅社，“黑衣人”很自然地改了名，换了姓，他所出示的身份证所显示的姓名叫陶弼才，24岁，保山市某村人。

  由于有了“霍庆贵”的教训，所以刑警去保山市郊区调查陶弼才时，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果然，陶弼才告诉刑警，他的身份证已在去年4月上旬去保山市区办事时被窃，当时就向案发地派出所报了案。陶弼才的家人、朋友和村干部都证明其4月12日在家未外出。去派出所查阅报案记载，也证实陶的身份证确在当时被窃。刑警又去看守所找宋建中，他承认陶弼才的身份证就是他扒窃后送给“黑衣人”的3张中的一张。

  小小一个保山市，在短短两个余月时间里，竟发生了两起同一性质同一案犯所作的特大案件，警方震怒了，决定将“2.7杀人抢劫案”和“4.12杀人抢劫案”串案并侦，集中力量加大侦查力度，力求尽快侦破。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就在保山市警方全力侦缉杀害姚光华的凶手时，云南省的另一个城市、素有“东方瑞士”之称的大理市的警方，却正在全力搜缉姚光华。这一幕的制造者，自然又是那个神秘的“黑衣人”——

  4月22日下午，“黑衣人”仍是一副我们已所熟悉了的打扮，提着黑色皮包，从容不迫地走进了大理市下关客运总站对画的建设旅社，出现在服务台小姐面前，用夹带云南、广西交界处口音的普通话问道：“有房间吗？”

  出门人的这种心情能够理解，服务员便把他安排在208房间。小姐告诉他，208房间里已经住有一个旅客，是江苏来的。这个以“姚光华”的身份证登记住宿的“黑衣人”连连点头，脸露笑容：“我喜欢有个人作伴，太好了！”

  据后来案发后二楼服务员告诉刑警，她在“姚光华”住进208房间后去送开水和拖鞋时，听见“姚光华”和另一位旅客、江苏省溧水县41岁的翟先云谈得很热络，全然没有当天晚上要发生血案的迹象。

  但是，这天晚上翟先云被杀害于他的床上，其情况和马天强、姚光华被害一模一样，当然，他的身份证和全部钱款也均被“姚光华”带走了。

  可以想象，大理市警方在翟先云被害案中所作的努力，一开始和保山市警方在“2.7杀人抢劫案”时的努力和措施完全一样。案件发生后，和翟先云同住一个房间的“姚光华”首先被列为嫌疑人。一问服务台，这个“黑衣人”在4月23日一早就结了帐，离开旅社了！

  大理警方立即采取一定的措施，在全市各车站、旅社、公共场所进行布控，搜缉“姚光华”。同时，大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向嫌疑犯姚光华的身份证颁证机关云南省瑞丽市公安局发出传真，通报案情，要求提供姚光华的有关情况并在瑞丽市协助查缉该嫌疑人。

  但是，瑞丽市公安局给予大理市警方明确答复：姚光华已于10日前被害于保山市！

  大理市警方意识到案件的复杂性了，姚光华的线索断了，留给他们的悬念是：“黑衣人”是谁？

  为了弄清这个悬念，大理市警方作了许多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但是，他们最终未能品尝到亲手抓获“黑衣人”的胜利喜悦。

  正当大理市、保山市警方为查缉“黑衣人”而大伤脑筋时，“黑衣人”又接连作下了两起杀人抢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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